西安、吉林等地相继发生幼儿园给幼儿“喂药”事件，涉事幼儿园的相关负责人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授洪道德表示：“就目前的公布结果看，涉事人员很难被定罪。如果最终鉴定未构成伤害，很有可能与之前浙江温岭幼儿园女教师虐童事件一样，只对涉事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幼儿园给幼儿“喂药”，从法律上说，确实存在难定罪的问题。如果定故意伤害罪，则要看构成伤害的事实；如果定非法行医罪，除了要看伤害的事实，还要看幼儿园的保健医是否取得医生资格。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难定罪，那岂不是意味着幼儿园以后可以随意这么干了？之前的虐童事件和这次的喂药事件，都再次突显了加强幼儿保护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站在理性法治的立场，刑法的威慑性固然很重要，但真正维护法治权威的，并不是一味的“快抓快审快判”，而在于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因此，就幼儿园喂药事件，一方面，在难定罪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赞成只因为这一事件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就习惯性地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另一方面，在还有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更对相关法律定责追责的滞缓感到失望。

　　首先，权利是靠自己争取的，公民的敢于、善于主动争取和维护，本身就是对侵权者的一种震慑，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就幼儿园的喂药事件来说，由于幼儿园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监护人，即孩子家长代其行使民事权利。幼儿园随意给孩子喂药，事先没有告知和征得家长的同意，显然已违反了我国的监护人制度，侵害了监护人的知情权。即使没有严重的伤害事实，家长也完全可以以侵害知情权提起诉讼，要求索赔、追究涉事幼儿园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家长们除了义愤填膺，却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其次，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相关部门以监管形式进行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的监管不缺位，侵权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幼儿园的喂药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都在追问：政府的监管去哪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行为人涉嫌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究，其中就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即使达不到追究刑责的程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也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进展也是十分令人失望的。

　　幼儿园喂药事件已然给孩子和家长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妥善善后是必须的，针对法律空白，尽快立法扎起保护孩子的篱笆，刻不容缓。但是，再完善、再严格的法律，也只能起到“篱笆”的作用，不能杜绝问题的发生。除了法律震慑之外，还必须有当事人的敢于、擅于维权，以及政府部门无真空监管的合力，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或避免问题的发生。如果说当事人的维权，还存在一个主观意识问题；那对政府相关部门及其责任人的问责，需要的就只是下决心了。如果没有对政府监管失职问责的决心，我们又怎能防止类似事件不再次上演呢？又怎能保证“祖国的花朵”不遭受如此这般的各类受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