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公务员工资是否上涨以及如何调整才能让社会各界满意，这一话题再次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首先，应明确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过去曾有观点认为公务员应是人民公仆，还有观点认为应是父母官。公仆一词最早来源于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我是这个国家的公仆”是其座右铭。今天“公仆”被引申为公众的仆人，泛指不讲条件地为公众服务。而父母官一词最早来源于《礼记》，指在封建社会中，父母是子女的主宰同时又疼爱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官就兼具爱民如子和为民做主的职责。在社会急速变迁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两种认知都明显有失偏差，今天的公务员既不是低贱的仆人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大人而是社会公共管理的职业人，是社会公共生活正常运转的维护者。因此他们肩负着更多的推动社会前进的责任和社会义务，这个定位决定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正面的、稳定的、理性的。这既体现在工作中，也体现在具体生活中，因此他们应获得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社会中等以上的工资收入水平。

　　其次，要划分出公务员的边界。到底谁是工资应该得到调整的公务员。依据公务员法，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根据最新统计数字，这个范围覆盖的人群是708.9万人。除此之外，我国还有近百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实上每次调整，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直接或间接调整，他们占尽了市场的好处，还拥有对应行政体系领导擢升的诸多机遇，即使是亏损企业也比对行政工资借机调整，既拿着丰厚奖金，还享受行政职级和待遇，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因此划定公务员的边界，属于行政的在行政范围内调整，属于市场的应果断交给市场去调整。

　　第三，工资调整要分层次。对于外在环境，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应该是公务员工资调整的外部主要参照系，要根据公务员的社会定位明确其在社会群体中的收入档次。对于公务员内部，工资调整向基层一线和贫困地区适度倾斜，同时建立人大监督的公务员目标考评体系，对公务员进行考评，并公开透明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福利，让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收入与生活现状有清醒认知又有即时监督。

　　改革开放初期，“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和经济发展，这种现象不复存在。我们同样深信，公务员收入调整的困境和难题会得到有效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