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2015年4月，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这是该省给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自去年开始培育认证新型职业农民以来，陕西一千多万农民中，已有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

　　“职业农民”不是干过几年农活就可以当的，符合条件的农民需要通过县、市、省级农业部门层层筛选、审查和培训，才能参加最终资格认定的考试。

　　[辩证分析]

　　一方面，给农民评职称是农民从“身份化”向“职业化”的转型。评职称主要是为了获得专业技术上的认可，职称一般和收入晋升挂钩，也利于人才流动，这正是把农民当成一种职业来看待，而不是一种身份。在美日韩等城镇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培育职业农民是促进农业现代化、集约化，解决农产品自给率低问题的重要抓手。在这些国家，农民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掌握着丰富的农业技能和金融知识，熟识高科技农业机械操作，并成为典型的中高收入职业群体。

　　另一方面，给农民评职称不能变成农民证书化。给农民评职称，不是把农民证书化，更不是相关部门设立几个条条框框，外加做一些培训工作，就能评定级别的。数千年来，我国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没有门槛设置，没有学历要求，没有收入底线，更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发一个证书。现在，许多地方打着农民职业化的幌子，来对职业农民进行随便认证并发一个证书，既不符合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思路，也有可能违背农业自身发展的规律。

　　[农民职业化的必要性和意义]

　　当今中国的农业农村处于变化最大、发展最好的时期，也处于矛盾集中、挑战严峻的时期。在这个关键阶段，靠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已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后曾提出，要充分发挥现代投入要素的作用，必须有两个重要条件：相配套的农业制度、相配套的新型农民。农业现代化，不能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获得，必须要有一批能够洞悉产业趋势、参与社会交往、融入城镇化进程的新型农民。这是时代呼唤，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农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源头，农民永远是人类其他人群的衣食父母。今天的中国，要保障13亿人吃上饭吃好饭，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是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农业文明水平。创造条件让农民走向职业化，成为自身领域的行家里手，对于探索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

　　[建议措施]

　　真正对农村发展起长远作用、决定作用的，是让最广大普通农民的整体种植能力提升，而不是鼓励和变相鼓励“考证”。只要广大农民真正能够拥有更多的生产能力、科技能力，让新的市场化思维逐步占据主流，亿万农民的生产生活才能根本上改观，农村生产力和农村活力才能真正得到大幅度的释放。对此，中公教育专家建议：

　　一是国家和政府有关方面，应该出台更多的鼓励农民创业的政策，向广大农村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资源支持，让更多的基层普通农民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市场创业，比“扶持”极少数人成为“高级职业农民”更有意义。

　　二是进一步夯实相关法律构建工作，为“谁来种地”问题设立制度保障。针对职业农民专业种植技术、营销知识以及资金扶持方面的现实需求，有关部门应当统筹公共财政资金及人才培训资源，在培养农业主体经营者专业素质的同时，为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标准化服务。期望在政策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扶持下，大批新生代职业农民能够脱颖而出，合力推动我国现代农业驶上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