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用语是公务员考试申论资料必备素材，对于申论写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在他的文章、讲话、著作中，常常引用古代典籍中的经典名句，寓意深邃、生动传神，既具有启迪的意义，也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今天安徽公务员考试网（www.anhuigwy.org）为大家带来习大大的学习用典——“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茁壮成长。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出自夏之蓉的《进书札子》。大意为，得到人才的关键，在于拓宽选才育才的途径，并让他们积蓄能力并拥有广泛受重用的机会。

　　【相关文章】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原文出自清代夏之蓉的《进书札子》，该文系统回顾了自汉至清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着重批判了当时科举选士的弊端，强调学校对于人才的储备功能，认为“国家致治之本，首在得人，而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使人不敢冒无实之名，则造就隆而贤才奋”，希望建立开放性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制度。

　　传统中国的人才选拔，一般通过推荐选士、学校选士、科举考试选士三种方式，西周的乡举里选侧重于推荐，主要是以士人的人品与道德为标准，汉代董仲舒设计了求贤的具体方案：一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即由政府兴办太学广储贤才，太学生通过“射策”考试可以担任不同的官职；二是使“诸侯、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即建立察举制度以选拔任用贤才。学校培养贤才，而察举选拔贤才；太学本身也有选士功能，而贤良方正、孝廉、茂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又为社会上的儒生广开进身之路，使孔子“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开始获得了制度上的落实。

　　但是察举制度主观性、随意性较强，又无专职人员负责，故很难做到公平竞争，沽名钓誉之风盛行，选非其人、用非其人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九品中正制便应运而生。九品中正制源起于三国曹操实施的“唯才是举”政策。曹操重才轻德，他针对察举制的弊病，主张“综核名实”，设置中正官专司选士工作，这是选士制度的一大变革。但魏末晋初以后，世家大族把持了选士大权，品第士人，“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以家世出身作为品评士人的唯一标准，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从开放性向闭锁性蜕变，遂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弊。九品中正制以“唯才是举”为起点，却以压抑人才而告终。隋代结束长期分裂的局面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创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开始。从此，选士进入了崭新的科举时代，历经唐宋元明清，持续了将近1300年。

　　科举制的问世，代表着历史的进步。从考生来源和报考条件来看，科举制是向大多数人开放的，士子们“投牒自进”，除少数阶层外，均可自由报考，且从贡院的规制、命题与评卷的严密程度以及惩罚作弊的措施来看，确实是为人才选拔提供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录取中，一切以程文（考场文章）定去留，以考试成绩优劣作为决定取舍的主要依据，较之以推荐为主的察举制或以门第为主的九品中正制更为合理。

　　然而，随着科举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渐产生了偏重人才选拔、忽略人才培养与储备的弊端，历代有识之士对此不乏批评，如范仲淹将重选拔、轻培养的行为比作“不务耕而求获”；顾炎武也说：“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途，未有不弊者也。”选拔人才如果只有科举一途，那么士子们死守书本，专注科场程文，甚至脱离了儒家原典，怎能不产生弊端呢？此外，科举之于学校，犹如双刃剑，既能促进其发展，又随时可起抑制作用。科举以功名利禄为诱，使学校偏离育才的功能，沦为统治者的一种治术教育，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其间亦不断地有人为缓和学校与科举之间的矛盾而努力，但终未挽救学校衰败的命运。究其根源，一是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读书—应举—入仕”模式已根植于士人心底，知识分子唯一的价值取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仕途以外的社会职业大多不受重视；二是因为强化科举本是统治者控制人才的重要工具之一，从主观上说，统治者并不愿意真正对科举做重大改革。

　　明清科举以空疏的八股文取士，强迫士人服膺程朱理学，不敢越雷池半步，致使真正有卓识才学者被排斥于科第之外，无由仕进，清初颜元说：“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社会道德的腐败、人才的衰竭，皆与此有关。近代康有为认为中国学校“自童时至壮年，困之以八股之文”，结果使人们“目不通古今，耳不知中外，故致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他们都将中国人才不盛的根源归于八股取士之制，故梁启超断言：“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传统科举制度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政治、外交、法律等各类人才，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势所难免。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政事之本，学校是人才之源，只有广其视听，广开贤路，才能真正做到野无遗贤。在这个意义上，总结传统选士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当下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及选拔制度，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人才新局面。

　　（作者：施克灿，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