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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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评论
1 让部门围着基层转！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当前，各地积极贯彻中央要求，纷纷出台减负举措，给基层治理带来一阵清风。在切实加大治理文山会海、过度留痕、频繁督察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力度的同时，还应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上着力，谋求给基层减负的治本之策。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根线，条条勒死针。”基层负担过重现象层出不穷，固然是上级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致，根子却在不合理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上。
在当前治理体系中，权力、资源相对集中于上级各级职能部门，治理责任和具体治理工作却主要由乡镇街道等基层承担，再加上部分上级职能部门习惯于“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督察检查”等工作方式，便形成了“基层围着部门转”的倒金字塔治理结构。照此运转，基层虽有治理职责，却无实现有效治理的相关权力和资源，还得频繁接受督察检查，上下两头不落好、动辄得咎，负担繁重、束手缚脚、受夹板气不说，很多时候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最终受损的是群众利益和党委政府的威信。
执政重在基层，工作要向基层倾斜。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要在体制上做一些改革，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做大做强乡镇，同时促进上级的工作向基层倾斜。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这是部门围着基层转的最新探索。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以改革破解基层治理困局，就是要聚焦基层反映强烈的“基层围着部门转”的倒金字塔治理结构问题，加快构建“部门围着基层转”的治理结构，从体制机制上为基层赋权赋能、减负“松绑”。
明晰职责定位，是开展有效治理的前提。新时代新形势下，社会结构、群众需求等发生显著变化，基层党委政府面临的任务也发生明显改变。各地应积极适应和把握这种变化，在扎实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实际，明晰基层定位，并依法拟定职能部门和基层党委政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职责，为开展依法高效治理打下制度基础。
“手里没把米，唤鸡也不灵。”基层开展有效治理，离不开与之匹配的权力和资源。各地应按照“事权匹配”原则，既给基层下达“过河”的任务，又切实帮助其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尽可能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向基层倾斜，为基层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充分赋予基层党委政府统筹、调度职能部门的权力，并将基层亟需的执法权等权力赋权到位；结合机构改革，加大内部统筹调剂力度，有效削减职能部门冗员，切实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坚持“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在物力支持、工作经费等方面对基层治理工作予以充分保障；在工作方式上，“条”要主动往“块”上走，避免九龙治水，真正形成“部门围着基层转”的工作格局。通过权力重构、重心下移、资源下移，让基层的责、权、利对等起来，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定会得到极大提升。
重心下移不能越俎代庖，赋权赋能之后更不能当“甩手掌柜”。完善基层治理格局和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正确处理职能部门和基层的关系。“部门围着基层转”，需要职能部门以巨大的改革勇气自我革命，甘于割舍既得利益，也需要其切实转变工作方式、监管方式，集中精力做好调查研究、科学决策、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要沉下身子指导和帮助基层工作，同时要避免替代包办，尊重和维护基层主体地位。只有职能部门和基层依法依规做到各司其责、各尽其责，协调行动、步调一致，才能形成治理合力。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为基层减负，不会一蹴而就；改革基层治理格局和治理体系，更远非一日之功。尽管如此，只要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担当，立足实际不断探索，标本兼治持久用力，就一定能够构建起科学合理、有效有为的基层治理格局，极大汇聚治理合力，释放治理活力。
半月讲解
2 浙江乡村：各美其美，日新又新
被土地束缚的乡村，是否注定无法拥抱灵动的生活？为富裕奔波的乡亲，是否一定要付出挥别传统、埋葬乡土文化的代价？2019年春天，半月谈记者在浙江乡村看到了各地探索创新实践带来的新答案。浙江经验在述说，乡土中国，也可以是一曲过去与未来协奏的希望之歌。
人是第一要素
丽水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是龙泉青瓷瓷土主产区，原来淘洗瓷土的水直接往溪里排，清澈的小溪变成“牛奶河”。村民们见怪不怪，直至年轻人曾志华返村当村干部。
督促加工厂新建沉淀池，组织村民清理清运后垟溪700多米河床淤积的河道；投放上万吨大石头，修复河道生态系统；按照老照片等资料，运用老工法、老材料复建大木桥;重修村民道德公约，与沿溪其他5个村庄共同组织护鱼队，建起“下游村监督上游村”的问责机制……
一番改革，溪头村的山川河流仿佛回到百年前的样子。不止是山青了水绿了，左邻右舍的心似乎也暖了。村民们都觉得，老辈念叨的人情味儿，也回来了。
“一个人改变一个村”的故事，近年来在浙江成千上万个美丽乡村流传开无数令人赞佩的版本。眼界宽、能力强、愿奉献的村党支部书记群体，让浙江乡村发展日新又新，呈现出你追我赶的良好态势。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2005年还是个“问题村”，村容落后、村务搁浅，村民争斗不断。如今，村子成了富裕村，村里的尚武风气也转化为武术文化遍地开花。
村民回忆，老支书的儿子潘曙龙应邀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是上田村振兴的拐点。
“当时公开竞选，85%以上村民选了我，是莫大的鼓励和压力，必须全身心投入。”潘曙龙说，老乡们的期待让他下决心接续父亲的人生轨迹，将村务作为自己的事业。
10多年来，从刹住党员、村民代表“拿工资开会”的风气，到治理村容环境“脏乱差”，再到重新规划乡村，引导村民重拾武术文化，上田村面貌焕然一新。这正是：盼来一只头雁，飞向一片春天。
文化涵养乡村
嘉兴市嘉善县洪溪村，有一支远近闻名的“辣妈宝贝”舞蹈队，成员都是村里各家的“家里的”，却已先后登上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舞动好声音》、山东卫视《歌声传奇》、江苏卫视《最炫民族风》等节目的舞台，还舞进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乡村春节联欢晚会。
舞蹈队的壮大，离不开村党委书记陈俐勤的心血。她是村干部，也是“辣妈宝贝”的队员和后勤。如今，她一手打造的这张洪溪名片带动了村里乒乓球队、舞龙队等10多支文体队伍的成立。每天晚上，村民们或切磋球技，或排练舞蹈，和谐乡风就在文体活动的欢声笑语中吹拂开来。
以文化新风滋养乡村文明，浙江有千万个洪溪。今年春节期间，浙江各地万余所农村文化礼堂上演“我们的村晚”超过6000场次。在宁波海曙，宁波市结对援建的吉林省延边州选派了文艺团队前来交流，富有朝鲜族特色的节目让村民赞不绝口。
在丽水青田，文化礼堂里办起了“国际村晚”，来自美国、塞尔维亚、葡萄牙等12个国家的40余名外国友人、10名海外宣传文化大使欢聚一堂，让中国年俗涂上了文明互动的斑斓色彩。
文化为乡村“提神”，乡村也为留住乡土文化而努力。2016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浙江松阳县发起“拯救老屋行动”项目，对当地老屋进行修缮、保护和活化利用。
松阳县三都乡酉田村村民徐关善说，老屋修复了，村里的年轻人愿意回家了，家族记忆和村落风俗的“根”和“魂”也回来了。
“修复过程中，老屋产权人都会参与。某种角度来说，修复的除了老屋，还有因老屋而联结在一起的人心。”松阳县副县长谢雅贞说。
制度筑牢文明
土烧酒替代高档酒，一桌饭菜标准从“千元级”降到“百元级”……在远近闻名的“珍珠第一村”——浙江诸暨市山下湖镇新长乐村，一户富裕人家近日举办的婚宴略显寒酸，却被当地人津津乐道。
“红白喜事节俭办，宾客主人都叫好。”新长乐村党总支书记何立新说，最近半年多，村里16场红白喜事都“新办简办”，酒桌上光是高档酒水就撤下500多瓶，省下的数万元捐到了村里设立的慈善关爱基金。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近年积极探索，并以制度化手段让移风易俗成果“稳得住”：明确“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减办”，出台“办酒不铺张、礼金不攀比、丧葬不迷信”等“七不”规定，制定农村红白酒席操办标准、“新风尚”特色菜单……
千百年来，村规民约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几何时，这一乡土社会的规范体系已为人们淡忘。如今，在浙江许多乡村，它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每个村民家中的茶几案头上，都能看到一份薄薄的文件。虽只有5页纸，却让全家人郑重呵护。它就是花园村的村规民约，凝聚着全村人价值与规范的共识。
一个曾经“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房穷人家”的穷山村，如今实现了全民创业、共同富裕，名列“全国模范村”“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十佳小康村”。这是如何办到的？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说，这些都离不开一部村规民约的功劳。
乡镇企业搞得红火，村集体经济壮大，村里矛盾纠纷也难免增多，于是花园村将村民反映最多、关切程度最高的事情，写入村规民约加以规范并严格执行，久而久之，规范走进了村民心里。
花园村花园小区村民邵大康说，村规民约写的是家家挂念的事，讲的是人人认可的理，并且是村民自己商量制定的，当然要遵行。
村规民约也非一成不变。花园村的村规民约30多年来屡经修改，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14年，不但修订了条款，还衍生出生态公约、道德公约等系列新约章，有效提升村民的自律、自治和自我保护能力。
“制定村规民约、呵护公序良俗，是对传统社会优秀遗产的继承，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乡村基层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说。
半月调查
电子眼变“老花眼”，拍错2万单！
北京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系统亟待完善
导读
近年来，国内很多城市都在积极推广道路停车电子收费。2019年1月1日起，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通州区率先全面实施道路停车改革并实现电子收费。改革以来，黑收费、乱收费等不规范现象基本消失，路侧电子停车收入也全部纳入北京市非税收入规范管理。
而美中不足的是，高位电子眼记错车牌信息、电子停车相关服务受理时间过长、停车管理软件用户体验较差等问题，给停车人带来困扰。
问题一：高位电子眼是“老花眼”“色盲”
今年春节期间，半月谈记者开车回河北老家过节，却被北京市的高位电子眼拍下在北京市西城区盆儿胡同停车，突如其来的错误信息让人感到错愕。
半月谈记者此前在北京市交通委指定的北京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北京交通”APP中填写并绑定了个人车牌信息，并开通自动扣费服务。这个错误订单来不及投诉，停车费就被扣走了。
经过紧急查询，半月谈记者确定车辆没有被人“套牌”。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反映此事后，北京市西城区有关部门回电称：“你反映的情况我们查了，是高位电子眼识别错误，多收的钱会退还给你。”记者追问：“高位电子眼是怎么识别错误的？”他回答：“识别错误就是识别错误，没有原因。”
经调研，半月谈记者发现不少人有类似遭遇。今年3月28日，北京市民韩先生没有开车出门，却收到短信提示，他的车在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产生电子停车费单。
经对比电子眼拍摄截图，韩先生发现他的车和被拍车辆的号牌非常接近。他的车牌是“京QG1”，对方的是“京QGT”——高位电子眼把“T”识别成了“1”。无独有偶，北京市民谭先生的车牌是“京NM”，但被拍的车是“京NH”；北京市民林先生的车牌是“京E”，但被拍的车是“京F”。
北京车主李女士反映，高位电子眼还不能辨认车型和牌照颜色。她的蓝色车牌和一辆涉外专用的黑色车牌在数字和字母排列上完全一致，但高位电子眼辨认不出区别，黑牌车辆的停车费被记在她的名下。
车主们担心：“如果高位电子眼一直拍不准，那么别人每停一次车，就给我带来一笔错误的停车费，还要自己联系有关部门投诉。这太不合理了！”
高位电子眼为何出现拍摄错误？半月谈记者咨询了设备厂家和北京市交通委。据悉，高位电子眼拍摄错误主要受现场光照、拍摄角度和障碍物遮挡影响，尤其北京天气转暖后树木树冠会有遮挡。
据北京市交通委统计，迄今为止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通州区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累计服务车次达797万次，其中存在0.3%的问题订单。“虽然只有0.3%，也可能影响超2万次订单的结果，给市民带来不好的体验。”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负责人赵震表示，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问题二：服务受理等待时间过长
今年2月4日中午，在北京西城某单位上班的李先生，将车停在宣武门西大街东段的电子收费停车位中，第二天他被要求缴费两次：分别是21.25元和28.75元。
2月6日中午，李先生再次将车停在宣武门西大街东段电子收费停车位，又遇到延长收费时间的现象：虽然停车只有2小时，但2月10日查询的订单显示，他的停车时间长达3天4小时30分钟，要缴费620.5元。过几天再查，订单显示停车7天23小时13分钟，收费1468元。
李先生通过12328热线反映，被告知15个工作日内做出反馈；“北京交通”APP却提示“各区停车管理部门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相关申请进行审核”。李先生感叹：“一个15个工作日，一个7个工作日，我也不知道以哪个为准。在现在北京普遍推行接诉即办的背景下，不管是15天还是7天，时间都太长了。”
北京市停车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王炯表示，“15个工作日”和“7个工作日”分别适用于投诉咨询处理和财政退费处理两种情况，二者并不冲突。他透露，目前北京市民通过12328热线反映的问题信息，北京市交通委会及时转给相关城区的停车管理部门，并督促其加快办理，按期回复投诉。“可能个别区的停车管理部门因人手紧张导致受理时间较长，但大家正在积极适应这项新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针对有停车人希望北京市交通部门加速处理用户举报，王炯表示处理工作正按相关规定执行。
问题三：多数车主给停车软件打“一星”评价
到2019年底，北京全市道路停车将实现电子收费。“北京交通”APP是否好用，直接关乎停车人对北京道路电子停车工作的认可度。
半月谈记者发现，这款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便民软件，目前用户口碑并不理想。在苹果IOS系统应用商店中，“北京交通”APP获得700多个评分，其中超3/4的用户给出“一星”（满分“五星”）评价。评论区内，大量用户抱怨该软件设计落后、用户体验差、操作响应迟钝。
另外，“北京交通”APP信息审核功能也亟须完善。据12328客服人员介绍，目前，“北京交通”APP有两种停车费缴纳方式：一种是“临时代缴”，主要适用于停车人不是车主的情况；另一种是“停车缴费”，适用于停车人就是车主本人，但车主要先上传行驶证照片，并经过系统审核后才能缴费。
根据软件提示，车主信息审核工作将在用户提交信息后的24小时内完成，但多名司机反映，实际审核时间超过一周。
截至目前，通过“北京交通”APP绑定的车牌数量已接近90万，而北京市2018年的机动车保有量突破600万辆。面对如此繁重的“审核任务”，“北京交通”APP该如何快速审核信息？
王炯介绍，目前，北京市停车管理事务中心已组建专门服务团队，负责车牌绑定的人工审核和解答工作。但由于前段时间日均申请绑定量激增，确实出现人工审核工作效率不高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增加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为用户尽快审核。”
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位专家认为，北京市推广电子停车服务背后，是北京市道路停车工作发生根本变革。“政府推广道路电子停车服务是为民办事，广大停车人使用时是否便捷满意，是评价城市停车工作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政府要提高自己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最终把好事办好。”
半月世界
4 降服“黄背心”，马克龙有一手
去年11月爆发、席卷法国全国的“黄背心”运动至今已半年有余，目前运动尚未彻底平息，但最新调查显示，参与该运动的抗议者人数再创新低，马克龙政府的应对举措让失去理智的“黄背心”运动冷静了下来，使这一场可能失控的全国性社会危机得以缓解。
“黄背心”运动是法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面对这一深刻社会危机，马克龙政府顺势而为，化社会愤怒为解决办法，其社会危机管理思路和处置方式值得关注。
理智回应暴力，有序疏导
“黄背心”运动是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所经历的最严重的骚乱，抗议者对马克龙政府提出了长达48条的诉求单，涉及民生、民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明确提出反对法国执政者（马克龙总统本人）、反对现行政策（包括欧盟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国内外政策）、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即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
面对如此危机，过去历届政府的做法是被动让步以求稳定，其结果是矛盾没解决只是向后拖延，甚至更加深了矛盾。这也正是法国经济社会矛盾多年来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而致力改革的马克龙没有重复前任老路，试图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上寻找新的途径。
法国政府从今年1月起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 “全国大辩论”，针对抗议者提出的多项政治和经济诉求，马克龙确定这次大辩论围绕四个议题展开，即税务和公共开支、国家机制和国营企业、生态转型、民主和公民资格。
法国是个高税收国家，民众纳税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5%，马克龙重点向民众阐述税收问题，他提出以下问题请民众思考：我们怎样才能使税收制度更公平有效?在您的眼中，需要先降低哪些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在不降低公共支出总体水平的情况下继续减税，您认为优先考虑要削减的税收是什么?是否该删除一些与其实用程序相比过时或过于昂贵的公共服务机构呢？您是否对公共服务有新的需求?如果有需求，资金从何而来？
这场组织了上万场不同层次讨论的“全国大辩论”在法国史无前例。马克龙亲临一线，参加各地讨论，在大辩论期间共参加了56个小时的基层辩论会。他表示，通过此种方式咨询公民是法兰西共和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另辟蹊径，化愤怒为解决办法
这场带有浓厚马克龙个人色彩的“全国大辩论”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展开：一是委员会设立公共网站，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看法与意见，网站本身也提供各种信息;二是在地方上举行各种讨论会，讨论结果报给全国公众辩论委员会;三是各大区根据抽签原则选择居民开会对各个问题发表意见；四是主办4个“国家论坛”，抽签请各阶层、各行业代表到会发表意见，所有意见递交上述委员会统一整理，最后递交给政府。
大辩论取得了明显的持续性效果。
第一，把发泄愤怒的街头抗议转化为民众广泛参与的国家治理行为。抗议者要求参与解决矛盾的权利，马克龙顺势而为提出“全国大辩论”，不仅满足抗议者的要求，而且可以调动更广泛的民众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这一举措成功地消解了“黄背心”运动的猛烈势头。
第二，对法国积重难返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梳理，让民众了解法国的家底和解决问题的难度。比如民众对税收问题最为不满，纷纷要求减税。但现实问题是，不征税，国家的开支从哪里来?税收怎样改革才能平衡各方利益?这就需要倾听各方的意见，进行理性分析。
第三，大辩论有助于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了解政府财政拮据的困难，有助于缓解民众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法国政府的举措使得其民调支持率明显回升。西班牙埃尔卡诺研究院网站认为，这在法国劳工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投入不少，见效不多！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推进，各种资源要素汇集乡村，化作推动乡村发展的强劲动力。其中，政府投入尤为巨大。但笔者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亟待破解。
真能做到“各家自扫门前雪”，那就是治理高水平
华北某大城市远郊的一个村，是一个有500年历史的古村，人口不到500人，100多户人家。这几年，随着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府为该村配置了7个保洁员打扫卫生，但村庄环境一塌糊涂，见不得人。
区领导到村里调研，问村干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村支书说是因为村里缺钱、基础条件也不好，所以村庄环境治理没法搞。区领导追问，那要怎样才能搞好呢？村支书毫不含糊，开口就要50万的财政支持。区领导想看看村里到底怎么个弄法，就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区领导心里明白，根子是村里自从有了保洁员以后，村民就不在意公共卫生了；保洁员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负责任。村干部也形成了依赖思想，还是想增加投入来解决问题。
村支书在获得区领导的许诺后，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村庄环境整治活动。先是请了几辆挖土机，再是趁着搞党建活动的机会，把区、乡两级的机关干部组织到村里来，还召集全村的党员一起，共100多号人在村里扫大街。区长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混”在群众里听群众的反映，观察到了不少真实情况。让他惊奇的是，群众站在旁边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热闹，像逛动物园一样，时不时指指点点哪个领导干得如何。
这位区长在跟笔者聊起这件事时，感叹了一句：曾几何时，“各家自扫门前雪”是一个讽刺；而今，基层治理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高水平！
笔者这些年跑了不少地方，类似现象实在是普遍。比如，很多农田水利项目，花了几百上千万修的渠道，因为农民用水合作不起来，多年就没用过一次，最后还是废了；村里修路，到了农民家门口，各种阻挠要赔偿的，也实在是多。
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
这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且国家还在加快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然而，几乎所有地方都面临着“最后一公里困境”：国家投入是不少，效率却极低；更有甚者，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反而越低。问题出在哪里？
直接原因是政府投入体系有问题。当前，几乎所有政府投资都是以“项目”的形式进行。从资金管理的角度上说，因为项目制有一套完整程序，可以“控制”项目资金的流向，避免资金撒漏。
但笔者调研发现，不少县都形成了一个依附于政府项目的垄断市场。在这些县里，无论如何市场化运作，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形成一个稳定的分利秩序——比如，水利项目总是一个老板承包，交通项目又是另一个老板承包。这些承包商，要分给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和负责实施的乡村干部一定的利益，如管理费、承包费等，不一而足，提高了项目实施的成本。
笔者和村干部多番计算发现，和村庄自主实施相比，按照政府规定的项目制的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至少要提高20%，但质量比村庄自主实施的还要差！原因很简单，只要是村庄自主实施的，村干部都要想尽办法节约成本，村干部和村民都时刻在监督工程质量。
地处宁波市郊的集士港镇山下庄村，有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2018年，该村主动开展村庄环境治理，请求镇党委政府允许其自主实施，保证资金不出任何问题。镇党委政府为此召开专题会议，形成了会议纪要，允许其自主实施。
集士港镇党委政府专门建立了零散工程的监管办法，每一笔资金去向都有案可查;村庄环境整治的每一个项目，都经过“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充分论证、充分公开;所有工程，都由6个项目实施点的“点长”（村民小组长）组成的理事会具体实施；所有项目都是群众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当然，还有财务透明。
项目实施下来，村集体至少节约25%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干群之间通力合作干事业，无形中提高了村级治理能力，群众满意、干部也有成就感。山下庄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碰到一两户“钉子户”，但不用村干部出面，群众在“点长”和村民代表的带领下，对“钉子户”进行教育，自己就解决了问题。
提高治理能力，少点包办思维
“最后一公里困境”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当务之急是，国家投入要少点“包办”思维，把重点转移到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来。
一是基层治理是有价值观的，要避免“施舍式治理”。基层治理并不是单纯的行政工作，更不是简单的一个一个“项目”实施组合而成的总体。国家投资不是“赋予”，更不是“福利分配”，而是为农村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美好生活的实现，还是要靠群众自己的努力。因此，基层治理尤其要避免“老好人主义”，否则，就是助长“等靠要”心理，基层治理会变得不可持续。
二是基层治理要讲究方法论。基层治理是一个需要讲究主体性，充分发挥主动性的过程。基层干部不应被设置成机械的政策执行者，而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治理者。过去多年的政策惯性是不信任基层干部，很多政策都在想方设法绕开基层干部，比如，各种涉农补贴，“直达”了农户，却同时疏远了基层干群关系；项目制基本上可以实现封闭运转，却也变得和基层干部群众没关系。这容易导致“群众无感、干部不满”。基层治理中比较合适的是，所有的政策落实和国家资源投入，都应归结到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来。只要干群关系密切了，群众被有效动员起来了，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方法就会被无限创造出来。
三是保持基层治理体制的稳定性。“乡政村治”模式是经过长期历史实践形成的治理体制，有其深厚的经验基础。这意味着，基层治理的关键还是要发挥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要让群众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非常遗憾的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盛行技术治理潮流，以为用一些现代的治理技术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或者轻易改变基本的治理单元，也以为这是一种创新。殊不知，基层治理的核心不是事务工作，而是群众工作。但凡是不利于密切干群关系的制度，都需要警惕；而凡是有利于动员群众参与的机制，都要积极支持。
教育改革进行时
6 惩治校园欺凌，只能“以暴制暴”？
近年来，不断有校园欺凌的新闻爆出，引发各界热议，一些地方也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校园欺凌案件依然频发，被欺凌者面对欺凌时往往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有部分校园欺凌事件正出现翻转：近来发生的几起案件是被欺凌者或其家属对施暴者“以暴制暴”，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1．“不处理”成惯常做法
4月17日，一条戳痛人心的视频在微信群中疯传，视频中一名小学生捂着受伤的眼睛瘫坐在地，面部多处血污，行凶者是同校的另一名小学生。
记者采访发现，事发在海南省三亚市一个小学，与以往校园欺凌不同的是，据知情人士透露，持刀刺人者长期被被刺学生恐吓、威逼，收取保护费，所以想出这样极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无独有偶，另一起由校园欺凌引起的犯罪案件引起更大的舆论唏嘘。5月10日，江西上饶市第五小学内发生持刀伤人案件，一名学生家长因孩子受到同学欺凌，竟带着凶器亲自帮孩子教训对方，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三亚市教育局在事件发生后的情况通报中称，被刺伤的学生伤情稳定，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半月谈记者从三亚市公安局了解到，因双方都是未满14周岁的低龄学生，其行为也未构成犯罪，警方的意见是“不处理”。
“不处理”基本已成警方对待校园欺凌案件的惯常做法。
2018年以来，海南多市县发生校园暴力和欺凌事件。如白沙县元门乡中心小学1名五年级女生在校期间被打得满身淤青，打人者系同校6名六年级学生，均未满12岁，警方不予处罚；文昌县8名孩子掌掴1名女孩，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未满14周岁的林某等5人不予处罚。
面对种种校园欺凌事件，网友议论纷纷，有称“年少轻狂，一些未满16周岁的少年仗着未成年人保护法无所畏惧，做事做人不分轻重”；更多的网友呼吁“不能因为是未成年，就放任不管”。对于上饶发生的被欺凌者报复行为，网友们唏嘘“两个家庭都毁掉了”……
2．面对欺凌，“束手无策”？
面对不断低龄化、恶性化的校园欺凌事件，司法机关、教育部门常常显得“束手无策”，原因何在？
海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常务副主任卢焕雄坦承，近年来，性质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在网络上频频曝光，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发展倾向，其残酷性令人震惊，不仅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也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
为有效防治中小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海南各地相继出台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文件，提出了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强化预防体系、依法依规处置、构建长效机制等工作任务，收到一定效果。
但面对施暴学生，学校和教师所能采取的教育手段往往令人感觉“无所作为”。“我国教育存在惩戒权缺失和教育矫治不足的问题。”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邓和军说，法律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开除学生。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批评教育，但是不得进行体罚或者变相体罚。
司法部门面对施暴者同样存在惩治难的问题，“重教育，轻惩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惩戒校园欺凌行为的主要思路。
海南省政协委员唐龙海说，目前，我国处理学生欺凌行为时对施暴者启动刑事程序的较少，更多的是适用行政处罚，大部分案件采用教育处分、和解、赔礼道歉等方式解决，其实相当于家长“代为受过”，不足以对此现象产生震慑。
3．惩治欺凌 保护和处罚如何平衡
专家普遍认为，有关部门需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寻找平衡点。
邓和军指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都没有明确界定校园欺凌行为。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受保护权，但主要是预防来自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侵害，并没有预防来自于同龄人的侵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包括结伙滋事、拦截殴打他人、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等严重不良行为，虽然可能与欺凌行为相关，但不能与欺凌行为相等同。
据悉，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等下发的有关通知中均曾给出了校园欺凌的定义，但这类行政文件给出的概念并非严谨的法律用语，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和可操作性，给现实中的校园欺凌行为的认定带来了困难。
相关教育和法律专家指出，只有让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法律“长牙齿”，才能真正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作用。建议尽快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校园欺凌的概念，明确校园欺凌案件的启动与认定程序。司法机关也应加大对典型欺凌案件的惩罚力度，使各方形成共治合力。
解码城市
7 乐山：何止乐享青山
导读
邛崃山余脉隐入四川盆地西南之处，烟波三江千里奔腾汇流，3000米峨眉自平原拔地而起，孕育出一方人文荟萃、地饶物丰的嘉美郡土，这便是古之嘉州、今之乐山。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当苏东坡的潇洒歌行已收入史册，今天的乐山又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乐山，千载之后，展开一幅怎样的乐土长卷？
乐山乐水乐风光
“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嘉州之美，美在山水。南宋诗人陆游曾代理嘉州行政长官9个月，写下诗歌百余首，直叹嘉州“江山壮丽诗难敌”。
在与乐山城隔江相望的凌云山麓，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流处，通高71米、历时90年凿成的弥勒大佛临江危坐，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庄严雄伟，形成“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的天下奇观，而且顺势缓解了漩涡撞壁的激流，真正护佑一方平安。
天朗气清之时，从乐山城遥望，数十里外一座“云鬘凝翠，鬒黛遥妆，真如螓首蛾眉”的青山展现眼前，那就是秀甲天下的峨眉山。
峨眉山生物资源异常丰富，以琼花瑶草、异兽珍禽著称，有中国西南地区“古老的植物王国”“天然动物园”的美誉。山上发现的野生动物有3200多种，植物达5000多种。
相传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佛教文化悠久浓厚，古迹寺庙众多。峨眉山金顶的铜铸镏金十方普贤像高48米，耸入云端，是国内海拔最高的露天佛像。山脚下的大佛禅院，则是亚洲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
四川盆地向西南山地过渡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气候，造就乐山的壮丽江山。除了峨眉山—乐山大佛这一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外，乐山境内还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东风堰、“地质天书”金口河大峡谷等28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7处国家级公园、1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点，构成世界级旅游胜地。
依托山水人文资源，近年来，乐山响亮提出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四川旅游首选地”的口号，2018年全市实现接待国内外游客近5700万人次、旅游经济总量位居四川第二。
乐居乐食乐生活
走进乐山大佛以北2公里处的乐山大佛博物馆，乐山的生活之乐，自历史幽微处向人们走来。
博物馆展陈的数百件当地汉代崖墓出土的人物俑，虽然身份不同、造型各异，但多有一个共同特点,脸上挂着笑容：或颔首微笑，或吐舌微笑，或露齿大笑……
人物俑中，庖厨俑尤其令半月谈记者印象深刻，它们衣袖上挽，双手在案几上忙碌，表情自得。乐山人追求“舌尖上的美味”的渊源，仿佛在这里找到答案。
今天的乐山，特色餐饮种类繁多，仅名小吃就上百种，西坝豆腐、叶儿粑、跷脚牛肉、麻辣烫、钵钵鸡、甜皮鸭……这些传统美食大多源自民间。
苏稽镇“古市香跷脚牛肉”老板张谦告诉半月谈记者，清光绪年间，当地人在苏稽镇盐运码头摆开大铁锅，以牛内脏、中药材等熬汤煮肉，闻香而来的纤夫、挑夫要跷脚而食，“跷脚牛肉”因此得名。如今，苏稽“跷脚牛肉”早已风靡四海。
乐山人的生活美味，植根于悠久的农耕文明。史载“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即今大渡河）之害”，以兴建都江堰留名青史的李冰，也曾在乐山组织民众开凿集防洪、灌溉、航运功能于一体的离堆，奠定了乐山农业发展的基础。
如今，乐山已成为四川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形成了林竹、茶叶、畜牧、蔬菜、中药材五大主导产业，被誉为“中国绿茶之都”。境内大西南茶叶市场年交易额超85亿元，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名优绿茶集散地。
乐创乐业乐发展
三江汇流的乐山，是川内重要的水码头。水运兴盛，带来的不仅是货物集散，更有文化融合、思想碰撞，塑造了乐山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城市性格。
早在1987年，乐山就开启了股份制改革，1993年，乐山已是当时国内除深圳、上海外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
走进乐山夹江县黄土镇，半月谈记者看到，如蚁的货车满载着陶瓷产品运往全国各地。谁能想到，号称“西部瓷都”的夹江，只有30多年产瓷史。
1987年，黄土镇几位村民筹资67万元创办夹江建筑瓷厂，点燃了第一把炉火。从此，夹江陶瓷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陶瓷年产量目前占到四川省的77%、全国的7%。
几位敢想敢闯的村民，“鼓捣”出一个县的支柱产业，让我国第四大传统陶瓷产区浮现于乐山，人们不由赞叹，西部也有“温州模式”！
在新一轮工业结构升级中，乐山积极培育新增长极。依托境内原料资源丰富的优势，乐山着眼谋划多晶硅产业集群。去年12月，永祥公司的新能源高纯晶硅一期项目正式投产，年产高纯晶硅2.5万吨。全市多晶硅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产业产值有望达到400亿元左右。
乐之源泉在人民
漫步乐山街头不难发现，党政机关院落都没有围墙，敞开的大院已变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城市花园。
2016年，乐山市委市政府要求市级机关带头拆除办公场所围墙。不到一个月，乐山市委1050米长的围墙彻底被拆除，3万平方米的绿地和近100个停车位向市民免费开放。
拆围墙，不是简单地把墙推倒，而是适应多元开放的城市格局。近年来，乐山市推出政策“组合拳”，重塑开放透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以全民共治作为增强群众获得感的关键一招。
乐山把涉及各类服务、咨询、投诉、举报的55条热线整合为1条心连心服务热线12345，整合应急指挥、城市管理等多元系统平台，真正实现百姓诉求集中受理，开通1年来累计处理各类诉求72万多件，2018年全市信访量下降40%。
在乐山城市中心，有一处面积近10平方公里的绿地公园，紫薇、芙蓉、梅花点缀四季，夏夜更有萤火虫成群闪烁，已成为市民享受休闲时光的首选游憩胜地。但就在几年前，这个如今已得名城市“绿心”的公园，还是一片垃圾乱堆、污水乱排的城中村。
经过细致努力，乐山对城中村居民全部实施生态搬迁，修建起10公里长的绿道环线，并以此为链，串联起六大主题公园，才有了今日乐山的“生态之心、文化之心、健康之心”。
乐山之乐，在于人民之乐。一片山水优美、生活宜人、产业兴旺、百姓幸福的永续乐土，正在嘉州展现新颜。
时政·财经
8 产权交易，激活农村沉睡资产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系列改革，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在落实改革和维护农民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半月谈记者走访多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发现，这些平台有效促进农村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激活农村沉睡资产，让乡村股权“活”起来，规范和加速了土地流转，推动各项改革落地生根。
“进平台交易，村集体收入翻了好多番”
“今年2月，我们通过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把村里的大冯水库160亩水面经营权租出去了。”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北夏村文书李明德说，这个水库之前承包给一位村民，每年的承包费仅为2400元，有时还收不上来。
今年水库原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北夏村两委研究决定，通过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对外出租。“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我们开始报价是1.2万元，没想到成交价达4.1万元。”李明德说，“进平台交易，村集体收入翻了好多番。”
凤阳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于2014年成立，业务范围覆盖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林权等，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处置，须按“村申请、乡镇审核、县交易”的程序进行。该中心副主任曹金帆说，去年以来，共有线上、线下交易项目42宗，其中30宗线下交易项目起拍价499.12万元，成交价636.15万元。
不止安徽凤阳，别的省份也在积极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化、规范化、规模化。
半月谈记者在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了解到，去年该中心优化了农村集体资产处置系统，为农村集体资产处置提供公开公正、规范高效的平台服务。该中心负责人王翰林介绍说，去年通过平台办理的农村集体资产招投标业务量稳步提升，共办理相关业务128笔，涉及金额6800万元。
在河北省邱县，全省首家农村产权服务机构——新纪元农村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或称邱县农村产权交易所）于2014年成立，为农村产权提供挂牌出让、合同鉴证等服务，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集体经济股权、集体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等4类产权的交易规则。
“交易平台的建立活络了市场，推进了金融创新，为推动土地规范、规模流转，促进土地保值增值，带动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邱县县委副书记程一华说。
“激活沉睡资产，乡村股权活起来”
让乡村股权“活”起来，是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一大功能。多位受访者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资产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改革有效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让资源、资本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咱手里有了股权证，除了年底分红，还能用它质押贷款，解决了没有抵押物、需要担保人的难题。”山东省邹城市凫山街道石家庄社区居民孙静说。
6年前，孙静承包了老家郭里镇郭王村200亩荒山种植核桃。去年，核桃进入丰产期，但因人力和管理成本高，发放劳务费时，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正发愁时，孙静想到了2017年底办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证，“我拿着股权证，到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银行给予8万元的授信额度，解了燃眉之急”。
2017年6月，邹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市。依托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邹城市创新搭建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抵押登记、资产处置和金融服务“四个平台”，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股权、收益等信息纳入农村集体股权管理交易平台，实现股权管理信息化、流转规范化。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经管处处长李忠强表示，作为全国试点，邹城农村集体股权贷款已完成42笔，额度3000多万元。
在激活农村沉睡资产方面，邱县也有创新做法。在土地确权颁证基础上，邱县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办法，动员信用联社、邯郸银行、农业银行等开发“致富流转贷”等金融产品，由县财政出资1.1亿元筹建融资担保公司，对符合要求的新型经营主体首次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实行50%的财政贴息政策。
2016年1月，邱县成为国家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截至去年底，邱县累计发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6700万元，有效激活了土地经营权这一沉睡资产。
“交易中心发证，流转土地更放心了”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服务的重要内容。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通过交易场所提供鉴证服务，使土地流转更规范、农民更放心，加速了土地流转。
据凤阳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统计，2015年以来，该中心流转土地16.8万亩，交易金额约8295万元，每年的平均流转价格从300元/亩到600元/每亩不等。
凤阳县农村经营管理总站副站长鲁玉核提供了一份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证。半月谈记者看到这份证书上明确标出：流出方是凤阳县大庙镇山南村24户农户，流转土地面积为130.2亩，流转价格为400元每亩。此外，流转合同编号、流转期限、流转用途、流转方式、原承包用途等信息也一一在列。
“第一步流出方提出申请，证明是自愿流转的；第二步需要申请信息，包括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第三步流出方提供权属证明，具有承包经营权;第四步流出方和流入方签订的流转合同，标明流转土地面积、价格等。”鲁玉核说，经审核信息无误后，“县政府盖章，交易中心发证，农民流转土地更放心了”。
在邹城市，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邹城有限公司自2014年成立以来，累计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1030笔，流转面积197621亩，交易额15.04亿元。
在邱县，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进场成交项目799宗，土地面积6.5万亩，涉及金额4.96亿元;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鉴证项目1028宗，土地面积8.9万亩，涉及金额7.12亿元。
“我们借力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农民加快土地流转。”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金锋说，随着土地流转加快，邱县先后建设了华柇蔬菜基地、沐泽苗木基地等规模化种植基地36个，发展各类农民合作社260家，带动农户1.1万多家。
科技·文化
9 造假、低俗、拜金：粉丝文化三大病态
2018年，明星蔡徐坤一条微博“转发量过亿”引发社会对明星流量数据造假的关注。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粉丝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粉丝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逐渐成为文化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滋生的乱象也频频引发舆论争议。
“一亿转发”是怎么来的?
“刷量”是互联网时代流量造假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一条明星发布的微博竟被转发过亿，意味着每3个微博用户就有一个转发此条微博，实在令人咋舌。
半月谈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了解到，在公安部组织开展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北京警方将涉嫌研发上线名为“星援”APP用于制造假流量的犯罪团伙抓获。
办案民警韩翰告诉半月谈记者，这款APP在粉丝圈内使用极为广泛。它利用新浪微博系统漏洞，短时间内刷高评论量、转发量、点赞量。“涉案APP不到一年时间非法获利近800万元。”
利用“星援”APP刷流量的行为在粉丝圈内被称为“轮博”。新浪微博安全团队负责人介绍，为应对“轮博”，新浪微博已经将转发、评论量设置成“100万+”的显示上限。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粉丝后援会等粉丝组织、经纪公司等都会为粉丝下放“应援”任务，更有大量粉丝自发“做任务”。
北京一高校学生小雷告诉半月谈记者，她每天都要点开偶像微博的明星“超话社区”，签到、发帖、打榜，随后又转到偶像的主页，进行评论、转发、点赞。这样，她就可以凭借“超话社区”等级参加粉丝后援会等发起的线上抽奖活动，或在参加演唱会时，根据等级领取演唱会灯牌、荧光棒等应援物品。
粉丝文化乱象频发
根据易观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粉丝文化现象已成为拉动娱乐产业爆发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利益的介入让粉丝文化更易滋生乱象。
据了解，粉丝组织会通过网络向粉丝集资，或用于购买偶像的专辑、代言产品、周边产品等应援物品，或为偶像购买生日礼物、租广告牌、做慈善活动等。“几分钟内筹集到100多万是很常见的。”一位明星的粉丝说。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说，虽然粉丝这种集体筹款行为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但因参与人数多、资金数额巨大，易引发其他违法犯罪。
公然买卖明星艺人隐私信息也是一大乱象。前不久，内地某男演员及某相声团体旗下艺人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受到公众关注。网安总队办案民警李文涛告诉半月谈记者，涉案嫌疑人大部分为在校女学生，在追星网站、各类明星“后援团”中结识，互相交易各自掌握的信息进行贩卖。
此外，低俗、拜金等价值观不当行为在追星过程中也频频出现：一些粉丝群体创造出成百上千个专用术语，其中不乏“坐地排卵”“白嫖”等低俗词语;部分粉丝的消费行为狂热，喊着“爱他就为他花钱、不花钱不是真粉丝”的口号，由“钱包”决定自己在粉丝圈的“资质”；韩国某艺人被曝光牵涉施暴、性侵、转售毒品后，其中国粉丝后援团仍在微博上给予舆论支持……
规范粉丝文化，亟须齐抓共管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我国粉丝群体趋于低龄化，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价值取向并未完全形成，粉丝文化及粉丝经济作为文化领域的新现象需要规范和引导。
彭新林认为，应继续加大粉丝文化背后涉网违法犯罪的打击和制裁力度，同时对线下粉丝应援中可能存在的扰乱公共秩序、借机敛财诈骗等不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和曝光，明确法律底线。
朱巍认为，应加强网络文化治理力度，加大对各网络平台的指导和监督，避免“通过算法只推送偶像相关信息”或有意引导用户消费的行为;此外，社会和家庭教育也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网络平台、演艺人员、经纪公司、各大商家应共同维护法律权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
受访者还建议，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资本对粉丝文化的投机、利用、操纵。同时，塑造更多具有人格魅力、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楷模，引导广大青少年将选择偶像的视野从娱乐明星的狭小范围之中转移出来。
生态·健康
10 香烟包装太精美，何时才能“重口味”
导读
南京市民曹女士最近体检发现自己肺部长了一个结节，医生推测这可能主要与室内烟草污染有关。曹女士深表认同：“我总是吸二手烟，单位没有专门的吸烟区，只要有同事抽起烟，办公室就特别呛。”
与曹女士有同样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大量研究显示，吸烟（包括被动吸烟）与肺气肿、气胸等肺部疾病的发生存在明显正相关。以最严重的肺癌为例，2018年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肺癌位列癌症发病首位。但让人担忧的是，我国烟民数量却还在持续增加。
3.16亿吸烟者，40至79岁男性因吸烟而死亡的比例增加一倍，超过7亿人吸二手烟……中国的控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在控烟问题上，除了“吸烟有害健康”的常规宣传，一些细节手段也应值得关注，比如烟盒的包装。
“一缕清香无限雅趣”：精美包装错觉多
在我国，虽然在相关部门的强制要求下，烟盒上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健康警示语，但警示语的字体一般不大且不会印在显眼处，同时烟盒包装精致，容易消弭警示语的应有作用。
以云锦图案做背景、以著名景点黄鹤楼为标志……当前，包装精美的香烟充斥国内市场。有的以黄山、中南海等地标来命名；有的以非遗、字画等内容做包装，彰显品位；还有的甚至印上“天天向上”“小目标”等字样，给人一种“吸烟是积极向上”的错觉。
半月谈记者在某中学附近随机采访到几名吸烟男孩，他们表示常抽“天天向上”“小目标”这几款烟，因为包装上印有卡通图案以及“年轻人不要老熬夜”“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等流行语，让他们觉得很时髦。
“现在的烟盒包装越来越炫目，作为烟草的‘门面’会吸引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去吸烟。这对于青少年的健康很不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对半月谈记者说。
与国际接轨，让漂亮烟盒“丑”起来
“在烟盒上印图形警示是极其有效且低成本的警示措施，能够清晰、明确地将吸烟的健康风险传递给公众，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能看得明白。”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由于利益驱使，生产商并不愿把烟盒上的健康警示标语弄得显眼，更不会在烟盒上印上警示图形。
中国控烟专家、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10年前就开始呼吁印制警示图形。“应该把吸烟后病变的肺部、烂掉的牙齿、穿孔的喉咙，甚至骷髅图案加入烟盒设计中，越直观、越有冲击力越好。”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院长华树成说，要让吸烟者一拿起烟盒就能意识到吸烟的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于2016年在国内生效，其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在公约生效后三年内采取法律和实行有效措施，以确保烟盒包装上使用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健康警示图形和文字，且应轮换使用，图形面积应占50%或以上。
当前全球已有118个国家及司法管辖区，确定烟草包装须采用图形警示要求，共覆盖世界人口的58%。作为全球烟草产量第一、吸烟人数最多的中国，至今还未实施这一举措。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曾发布“烟草包装图形警示认知情况调查”称，91%受访者认为“图形警示烟包”能直白告知烟草危害，81%被调查者说“图形警示比仅有文字警示告知烟草危害更具体”，72%的受访未成年学生表示，如采用“烟包图形警示”将不会尝试吸烟。
多位专家建议，应由控烟履约部际协调机制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设计烟草制品包装，其他相关部门包括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负责执行，尽早实现在所有卷烟制品包装上印制大幅图形警示。
民生·社会
11 民企扶贫，有何不同
导读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民营企业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5月以来，碧桂园集团按照“做党和政府扶贫工作的有益补充”的定位，主动结对帮扶全国9个省的14个县，助力脱贫攻坚。半月谈记者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和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调研了解到，碧桂园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扶贫工作重点，走出了富有特色的扶贫路。
村里来了碧桂园人
“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开展扶贫。”碧桂园东乡县扶贫项目部负责人张韬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4月16日到7月14日，他们按照集团的指导，到东乡龙泉镇等地进行蹲点调研，了解贫困户现状。
“要做扶贫项目，就必须要详细了解贫困户现状，知道他们种什么养什么，每年收支情况，家里有多少劳动力，政府怎样帮扶等。”张韬表示，经过3个月的蹲点调研，他们大致了解了东乡的各种情况，为选择好、做好扶贫项目打下了基础。
今年4月28日至5月9日，在东乡帮扶的碧桂园人入户走访2019及2020年预脱贫贫困户286户，了解家庭发展信息，宣讲扶贫政策。“现在东乡还有9000多户贫困户，我们每个月要走访1000户左右，才能按时完成对贫困户的走访任务。”张韬说。
频繁的走访，让东乡人熟悉了这支穿着蓝马甲队服的碧桂园扶贫队伍。东乡县委原书记马生荣告诉半月谈记者，碧桂园集团特别务实，人员吃住在村了解情况，确实是用情、用心来帮扶的。
产业为核心，市场思维全方位发力
去年，东乡羊火了。碧桂园开展“消费扶贫月”，鼓励引导更多人“以购代捐”，一天之内帮助东乡县卖了1万多只羊。
张韬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东乡羊的市场价稳中有升，群众也愿意养羊。“群众得了实惠，最重要的是东乡羊的品牌也打出去了。”
确定优质产品，打造品牌，推向市场，这就是碧桂园市场思维带来的扶贫经，也是民企市场优势的体现。
东乡羊市场潜力大，但缺乏冷链系统，“最初的一公里”走不好；宁陕的山珍等产品品质好，但没有品牌名气，销量上不去……针对扶贫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碧桂园有针对性地给予解决：没有冷链系统，碧桂园利用自己的货运条件并寻找相关企业合作；销售渠道单一，产品没有名气，碧桂园就通过碧乡电商、凤凰优选扶贫专柜、参加展会等外部渠道和内销途径，对优质产品进行推广。
核桃油、香菇、木耳、土蜂蜜……碧桂园通过“碧乡”等品牌挖掘帮扶县优质农特产品109款，打通酒店、食堂、社区等市场。截至目前，累计推广消费扶贫产品近4000万元，链接超3万贫困人口。
参与扶贫事业是一份光荣
把产业带动增收作为主攻点，帮助贫困群众夯实脱贫致富根基，只是碧桂园集团实施党建扶志、产业扶富、教育扶智、就业扶技、一户一策的“4+X”帮扶工作机制的其中一环。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年来，碧桂园集团通过结对帮扶全国9个省的14个县，惠及3747个贫困村的33.6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累计帮扶增加收入4471万元，助力13万贫困人口的收入超过贫困线。同时，在碧桂园直接或间接帮助下，一批职业农民、致富带头人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5月20日，碧桂园集团在扶贫工作上继续发力，联合合作伙伴、媒体、社会组织和公益人士共同发起“社会扶贫共同体”，把各参与方在消费需求、业务拓展、就业岗位、捐赠资金等方面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与贫困村、贫困户的脱贫需求有效对接、按需配置，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发展注入更多社会资源，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能够直接参与精准扶贫事业是碧桂园人的光荣。”在走访中，碧桂园宁陕扶贫项目负责人孙珍猛说，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将积极配合各级党委政府，持续投身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事业，把各项扶贫举措做得更加细致、更加扎实，为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贡献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