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副科算是“超龄”了吗？近期，官员升迁时间表成为舆论热词，有报道称，如果在35岁前不能升迁到正处级，这个官员的仕途或再无突破空间。
刘浩可没有想那么多。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自己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40岁之前获得一个正科实缺的机会。
理论上说，一名政府公职人员从大学本科毕业到考取公务员再到晋升乡科级正职，最快可在28岁完成，但在多名接受本报采访的打拼基层多年的公务员看来，这样的“人生跳跃”可谓凤毛麟角。他们称，在中国，一个中等县，正科级的官员超过百人，正科实职的官员不超过50人。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8.9万人。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60多万人，还不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厅局级干部有5万多人，省部级干部大约有3000多人。
粗略估算，公务员队伍中能攀上省部级高峰的比例大约为万分之四。诉苦官场独木桥难过之余，刘浩却也道出了一些基层官员的心声，晋升只是一个理想，“但是越来越规范的干部晋升通道，也给了我不少希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月底举行的全国组织会议上强调，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他要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晋升路径
一段时间内，刘浩曾抱怨自己跟错了人，如果当初被县委书记看中，自己也许早就如愿了，可惜，他跟了一位副县长。
他知道自己初始学历不高，是河北省一所不起眼学校的大专生，自学的本科。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勤奋，对领导也比较贴心，领导爱打羽毛球，就陪着打；领导爱喝酒，就陪着喝……
刘浩总盼望着自己跟着的副县长不日能够高升。这位副县长确实高升了，但刘浩依旧留在原位。
他也会自我安慰：自己的一个同班同学，长自己一岁，现在还是他所在县下属某镇的办事员，名义上负责信访，实际上连副科待遇都没有。
而刘浩已经是事实上的副科，在全县一些重大活动中，自己的排名总在其他乡镇书记、镇长之上。
以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708.9万人为基准，按照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4亿人计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务员。
刘浩说，要想在公务员队伍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首先要从这189人中脱颖而出。
按照《公务员法》，领导职务被清晰地分为十级：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非领导职务（综合管理类）又被分为八级：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要想从189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办事员或者科员，则必须经历公务员考试。按照公务员法的要求，成为公务员的起始年龄为年满18周岁。实际上，如果大学本科毕业的话，按照7岁的正常上学年龄，起始年龄应为23岁。
从普通百姓成为公务员，算是完成了官员晋升的第一步。根据《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下称《升降规定》）的规定，在具备学历条件的基础上，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
但晋升领导职务并不是一种必然，需要经过至少三道程序：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和集体讨论决定。刘浩表示，自己晋升副科时，也经历了这样的程序。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而且也不是担任科员三年就必然升职，很多人工作了十几年，仍然是科员，“最多混个非领导职务的副主任科员”。
但无论如何，这已经完成了官员升迁的第二步，由普通公务员成了“领导”。按照《升降规定》，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也就是说，理论上成为正科的最早年龄在28岁左右。
继续晋升之路的竞争则更加激烈，刘浩曾竞争过一个镇长的职位，他说，一般情况下，从副科到正科，都会有3到5人竞争上岗的局面。
选拔规范
“有媒体报道说，35岁升为正处。这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绝对属于少数仕途相当顺畅的人。”供职于四川省成都市某厅级单位的许文（化名）告诉本报记者，在他们同一批次进入该省厅级单位的十几个人中，升得最快的大约在三十八九岁才成为正处。
在政府机构，官员职级的提升跟单位级别有直接的关系。在省厅级单位中，处级以上干部配置较多，而在县一级的政府机构中，职级提升的难度相对更大。
刘浩说，自己成为县长或县委书记，只是一个理想。“但是越来越规范的干部晋升通道，也给了我不少希望。”
他所说的希望除了上述一系列规范领导干部选拔的文件外，还包括今年上半年出台的《公务员公开遴选办法（试行）》，其中明确，市（地）级以上机关从下级机关公开择优选拔任用内设机构公务员。
山东某地级市的一名处级局长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表示，正是遴选机制给了他机会。他之前在山东某县担任副县长，多年来，由副处升正处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最终，一次遴选机会出现，他被调任到现在的地级市担任处级局长，实现职位级别的升格。
除了参加遴选，破格提拔也是公务员晋升的一条快捷通道，但近年发生的一些官场“火箭提升”事件异化了这一途径。《人民日报》曾联合人民网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7.9%的接受调查者担心被提拔的年轻干部身后“有背景”，选拔任用不透明。
仅2012年至2013年这段时间内，连续被曝光多起火箭提拔事件，其中部分事件经历了“曝光——停职——调查——撤职”的过程，从中透露出违规提拔程序的问题。尤其对于其中有着“官二代”背景而被提拔的干部，舆论质疑之声不断。
竹立家认为，近年来出现的“火箭提拔”现象不仅违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选拔原则，而且不符合基层干部培养的现状，可能致使很多公务员失去工作的职业预期，严重的话，还对公务员激励机制造成畸形影响。
他同时认为，破格提拔也是干部选用的一种特殊方式，但如何将这种方式规范在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内，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相比于个别跳级晋升的案例，更多官员的提拔还是依靠基层经验和实干成绩，这其中，GDP（地区生产总值）又是最耀眼的光环。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能够走上县处级岗位的，是公务员队伍一部分人的巨大转折，也是大多数人的封顶之作。
按照竹立家透露的数据，全国县处级公务员约有60万人，这相对于708.9万人的整体队伍而言，其晋升比例大约在12：1的状态。
河北省一名曾任县委书记的退休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走到县处级岗位，如果成绩突出，尤其在自己任内辖区财政收入或所谓GDP明显增量，向副厅级即地级市副市长迈进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很多一票否决的事件发生后，再往前走已经是十分渺茫。
对地方领导晋升中唯GDP论的考核体制已经备受诟病多年，在此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基层脚印
从科员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升任之路随着职位数量原因，难度越来越大。
从处长到厅局级干部，就是要从60万人中选出5万，比例也是12比1。若与整个公务员队伍对比，则是142比1。再升任至省部级官员呢？以厅局级干部为基数对比，为16.7比1；以处级干部为基数比较，为200比1。
翻看现任省部级干部的履历，他们亦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打拼而来。
比如，1950年出生的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25岁出任河北省冀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32岁前往北京大学学习，34岁毕业后出任河北省枣强县县长。到达正处这个职级，郭庚茂打拼了近10年。1991年年底开始，他又经历了副厅、正厅，1998年成为河北省副省长、2007年成为省长。
从基层干部到正部级官员，郭庚茂用了超过30年。
竹立家认为，随着公务员管理渐趋法治化和规范化，在公务员晋升问题上，寻求一条民主、科学、客观、规范的晋升之路，给公务员一个稳定的“职业预期”，在公务员队伍中建立一个合乎道德的激励竞争机制，将对促进科学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今年年初，人社部表示，需要探索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在公务员法规定的制度框架内，保持现有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晋升制度不变，建立职级晋升制度，实行职级与待遇挂钩。
竹立家则建议，应当厘清官员和公务员的概念界定，否则将造成官本位盛行。他认为，公务员的晋升是一个序列，而官员的晋升是另外一个序列，二者不能混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