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湖南省纪委最近的《关于规范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有人表示“做寿生子是人生大事，这都不准办酒，是利用公权干涉私权”，该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你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遵守党纪政纪国法，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如果因为这而退党辞职，我想不会有人挽留。”

　　“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辞去公职”，湖南省纪委相关负责人的这一回答，无疑十分精彩。诚然，对于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为“做寿生子”等事项操办酒席，确实是一种不应由“公权干涉”的私权，但是，对于肩负特殊职责使命和法定义务、掌握公权力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来说，这种私权无疑又绝不能简单混同于普通群众、不受任何干涉限制，否则的话，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职责使命及其手中公权力的廉洁性、可监督性，势必难以充分保证。比如，有人就曾通过操办酒席借机敛财、变相权钱交易。

　　《公务员法》和《党章》均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克己奉公”。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在选择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职业之时，事实上就已同时自愿自动选择放弃牺牲了部分个人私权。

　　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既“手握公权”，又不想被“干涉私权”，既承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不愿充分“接受人民监督”、牺牲一些个人私权和自由。而如果当真更在乎个人私权的话，那么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显然只能是“退党、辞去公职”。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针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接受不了，可退党辞公职”逻辑原理和解决方案，远不仅只局限于“操办酒席”，其他许多领域的现象同样也完全适用。比如，《人民日报》30日发文批评的“少数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现象就是如此。普通百姓或可“迷信鬼神”，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显然无权“不信马列信鬼神”。而人们十分熟悉的“官员经商”现象，也是如此。作为一种私权，普通公众经商办企业当然毫无问题，但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兼职经商，则明显违背党纪国法，必须予以干涉禁止，除非他愿意“退党、辞去公职”。

　　进一步看，长期以来一直广受舆论关注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同样也是如此。普通公众的个人财产信息当然是一种不容随意公开的隐私权，但为了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公共利益，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这种私权，显然又必须作出牺牲，如若不然，出路也只能是“退党、辞去公职” 。

　　这意味着，面对各种权力监督制约措施，“接受不了、可退党辞公职”，实际上是一项普遍通行的公职人员行为规范和准则，任何已选择或打算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者，都理应遵守奉行这样的规范准则。如果有人不想主动接受，也应依据相应党纪国法迫使其接受，如通过“劝退、辞退”或“开除党籍、公职”等方式褫夺其“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