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广州“三公”经费公开会被记住，因为其实现了一个不小的突破，那就是属于党务系统的广州市委各部委办局，也必须公开“三公”经费情况，这是地方党委首次主动公开相关数据。同步要求公开的部门还包括人大、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且须依照财政局设定的数据细化“范本”予以发布。

　　应当说，此次集体晒账，可以让公众看到努力的地方还有不少，包括41个市直机构晒出的是2012年决算（“三公”经费为其中一部分），而且在数据发布之前，由财政局提供长达数千字的“范本”，备受关注的“三公”经费等需要全部单列：出国人次、开销，公车数量、型号，公务接待对象、数量与支出等。另外，此次晒账还首次增加了“行政经费支出”的情况。

　　2013年广州“三公”经费的公开状况，有新的突破，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首先是更细化的数据信息，此次发布的账目公开“范本”，应当说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此去多年公众对“三公”公开情况的个中不满，尽可能地将数据公开细化、细化再细化。因为也只有足够细化的数据信息，才为监督提供了可能。数据公开只是相关经费接受公众监督的开始，对个中开销的合理性、必要性拷问，权力部门对此做解释、回应，审计部门对此展开调查……在此过程中，权力才有被关进制度牢笼的可能性。

　　其次，但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党务部门的“三公”情况。此次相关信息得以公开，其指标意义在于账目公开在广度上的极大拓展。党务机构同样作为依赖公共财政供养的所在，没有道理长期藏于深闺，不与公众见面。2011年8月24日的南都社论，曾寄望“三公”经费公开范围的扩大，呼吁“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与方面，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所指便包括对党务部门“三公”消费情况在公开性上长期无突破的沮丧。此次广州党务系统“三公”经费公开，让政党组织、社会团体的公车、公务接待与公务出国情况有所披露，尽管对其的要求还不似政府部门那么严格，但依然有破冰意义。

　　正如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所言，“用的一样是纳税人的钱，没有任何理由别人晒他们不晒”，而且政府部门怎么晒，党委机关就该怎么晒，“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限制更少”。破冰之后的账目公开势必将趋于常态，则更细化、更透明的要求便随之而来。党务部门从只晒“三公”决算数据，到与政府部门看齐、依账目细化“范本”悉数公开全部账目情况，并同样接受来自公众以及审计部门在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等多层次的审视、拷问，是可以期待也必须尽速到来的场景。

　　“三公”经费，乃至更宽泛意义的四公、五公，所有公共财政涉及的部门与方面，数据公开之后都需要更诛心的追问，甚至不排除部门之间的互相指认与争辩。据南都报道，“有部门认为，一些部门接待费少并不代表吃喝花费少，而是有下属企业和部门出账”；一职能部门负责人对其他部门“1万多块钱一个人怎么出国”有疑问，怀疑“他们肯定是有人买单”；有学者转述省内一地级市财政局局长观点，说“三公数字都是假的”。这些无明确主体的观点、态度，无疑最需要更透明、更公开地表达，媒体应当而且也有能力为其提供这样的平台。学者周孝正说，“官不聊生”是判断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志，此判断揭示的是权力接受监督、必须被关进牢笼的常识，而这常识亟须从观念到行动。

　　“三公”经费公开，是个永无尽头的历程，从无到有，它艰难、曲折甚至不乏沮丧，但却足够有意义。账目数据也只有从粗到细，才有了公众监督相关开支情况的最起码可能性。经过这些年社会各界不懈的努力，官民互动、磨合甚至摩擦，应当说政府公共开支账目的数据是在朝着更细化、更透明的方向走，只是有时候进步可能不那么明显，有时候又给人以阶段性停滞的观感。2013年的广州“三公”，在党务部门公开上得以破冰，在数据细化上努力，给人以百尺竿头的期待，这同样是人们对公共财政必须走向透明的倒逼。